很高兴能到内蒙来。非常感谢这么多老师这么早就来参加会议。

刚才你们的主任、局长说了很多对我的赞誉之辞。说心里话，我现在还是教师，只是所从事的工作范围广一些。我三十多年前，72年开始学英语。由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我有机会较早地走上英语教学的道路，在中学工作了十年。后来到通化师范学院任教。现在我虽然当了院长，但是还上课，在院内外语学院里讲教学法。另外也在世界各地讲学，国内的讲学更是经常不断。但其实也是以教师的身份讲的。所以我看了老师们感到特别亲切，因为我们从事的是共同的事业。这个事业既非常光荣，又相当艰难。

今天上午会议给我的题目是有关课改的形势、现状和走势，实际上是讲中国外语教育教学的发展趋势和前景。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重大问题。但由于时间关系，我只能就一些较宏观的问题、和大家沟通一些想法，然后留出一小时时间请大家提问题。我想用研讨式方法，当场和大家交流。

中国的外语教育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近代的外语教育，从清朝外国人到上海开设同文堂，到现在也有一百六十年左右的历史。中国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但它是封建的、落后的、封闭的，自以为是“中心之国”，不太愿意接受国外的文化和语言。最近一百年来，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新中国以后，我们的国家越来越开放了。历史发展到现在，也必须对外开放。这样一来就有个语言工具的问题。语言问题一直困扰着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当初我学英语的时候我们吉林省只有几所大学，一百多名学英语的学生。发展到现在，我国中、小学教师就接近一百五十万，大学教师也有十几万，形成了这么庞大的教师队伍。而且外语的作用，对外语的需求也越来越大。特别是改革开放这二十多年来，我们国家对外语越来越重视。当时为了推广外语学习，电台、电视台纷纷开办英语讲座。后来有了全国统一教材，也是很简易的。1995年教育部在湖南汨罗市召开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当时分管教育的李岚清副总理有一个讲话。他在讲话中一开始就谈到英语教育问题。他说：中国人学外语，在学校里一学十来年，到头来还是个“半吊子”：听不懂，写不了，说不出，读不明白。我们的外语教学质量太差，效益不好。应该想办法纠正,提出要提高外语教育质量,要搞素质教育。我请湖南的同志赶快把会议材料给我寄来。紧接着96年8月份岚清副总理在中南海召开了基础外语教育座谈会。在这期间岚清副总理也找了些人座谈，想了些办法，但找了半年也没有找到什么好办法来。因为当时的教学法，什么听说法啊，交际法啊，都是国外来的，没有我们中国自己的教学法。岚清副总理就给中央教科所打电话，要他们想法找。教科所就推出了“张思中教学法”，调材料、录象带等，向岚清副总理汇报。1996年就在中南海开会，目的是抛砖引玉，现有的方法先用着，然后探索新的方法，总而言之要用自己的方法来提高教学效率。由此掀起了外语教学科研的高潮，也就形成了后来的素质教育这一说。97年中央准备在全国搞素质教育。当年7月份教育部把全国教育学院院长和各省教研室主任召集到《英语辅导报》所在地-吉林省通化市，由我们承办这个会，来研究召开全国素质教育大会的前期文件。一个月以后在山东省烟台市召开全国素质教育大会，正式宣布：我国教育进入实施素质教育的新阶段。在这期间教育部有关部门领导看到我们《英语辅导报》理念正确、坚定，实力雄厚，就和我们商谈：能不能由我们出头创建一个全国性的基础教育外语科研机构，以适应素质教育的体制、机制的要求，定名为国家基础教育实验中心外语教育研究中心，于97年12月份在成都正式成立。机构的宗旨、任务、运作方式，以及所有组成人员都是由上级领导确定的。从那时开始我就是中心的秘书长，到现在已经七个年头了。七年来，在教育部的领导下，我们共投入四千万元左右资金，用在基础外语科研活动和教师培训上。发展到现在，我们的工作已经形成了很大的规模，也有很好的效益。随着素质教育的实施，我们国家在课程领域、教学领域开始进行第七轮“课改”。课改是99年开始发动的。其实世界上好多国家都已经进行了，我们国家当时做就已经晚了。但是我们当时不得不做。因为在97、98年教育部组织几个团到一些国家访问，当时的思路还不是为别的学科课改，是从IT-信息技术开始，主要是考察计算机教育。到了国外的教育机构和中小学一看，人家的课程和我们不一样。比如英国（我女儿98年13岁就到英国读初中，所以我了解英国的课程设置）。他们把我们分的很细的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常识等整合成1门，叫科学（sciences），作为主科，是必学、必考的。然后是英语-他们的母语、数学等主科。数学他们也分为理论数学和实用数学。还有计算机。他们就这四大门课程。其它几乎都是选修课，而且从小学开始，到初中、高中、大学。其它国家，包括俄罗斯，课改都已经完成了。所以中央领导下决心搞课改，不仅仅是外语，也包括基础教育的所有课程。总的思路就是要对课程进行优化整合，整合教育资源，而且要把素质教育作为着眼点，怎样学一些有用的东西，全面提高受教育者的素质，所以叫素质教育改革。改革进行到现在已经五年整，六年头了。课改的整个过程我都参与了，而且我们外研中心的主要领导和专家也参加了课改方案、课标的制定和讨论。在课改之前98年教育部有关部门请人搞了一个中小学英语教学的指导意见，因为当时我国外语教学的规模特别大，而且效率又很差，李岚清副总理非常关注。我是中心的秘书长。我记得有一年夏天-八月份，我到教育部去，当时有关部门的主要负责人找到我，说有一份文件，让我看一看，提出意见。这份文件是专家拟定的课程标准改革的过渡性文件。当时我要到英国。我在英国看完这文件，一周后回来我说：这个文件恐怕不能发，它的主要观点，对情况的分析和采取的措施都是值得推敲的，后来就没有发。第二年，99年就开始制定新课标，当时有人问我对正在制订的课标有何展望，对制定课标的人员有什么意见。我说这件事恐怕还要走很长的路。因为制定课标的主要专家几乎都不是搞基础教育的，他们对中小学教学缺乏深入的了解，这就很难制定出切实可行的课标。必须经过实验，经过广大中小学教师的参与，才能逐步完善。现在四、五年过去了，课标经过三、四十次修改稿，中间的改动我几乎都知道。一开始只是初中的课标，因为当时九年义务教育小学不开外语，小学外语是自发开起来的。后来把高中课标接上了，然后又把小学接上了，因为99年教育部决定：小学从三年级开始陆续全面开设外语。这样就形成了小学、初中、高中“一条龙”。中间又制定了好长时间，改了好几稿。后来又把高中单拿出来，因为高中有实验区，现在有四个省、自治区-山东、宁夏等-进入高中课改。所以现在的课标主要针对九年义务教育这一段，从96年开始中央确定的外语教育改革的指导思想一直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97年教育部有关部门给我们中心一个书面指示，要求我们外研中心重点抓科研，特别是测试评价研究，促进全国中小学外语教学的改革。课标已经搞了这么多年，到明年秋天就要正式颁布，现在都是试行、实验阶段。课标引进了国外很多新的理念，特别是借鉴了功能语言学派的一些观点，有很多好的东西，又提出了一些量化的指标。到现在为止，对课标的理解和解释还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很多不同，甚至是相反的意见。有的人认为新的课程标准就是培养“能力”，知识、技能就不重要了，认为知识太多了，基础打得太扎实了，会影响能力，特别是创新能力的发展。一部分人到现在还这样认为。一部分人认为：课标的本意还是要打好“双基”-语言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这是学习和使用语言的基本功。没有很好的基础，就谈不上能力，谈不上今后的可持续性发展，就违背了基础教育的初衷。有人认为英语教育要培养能力，就要采用“强交际法”-“任务型教学法”，认为这就是课标的精神。有人认为课标的精神不是这样的。根据中央的指示、课改的初衷，以及现在课标的量化要求，课标实际上是把原来的“双基”的量化要求提高了差不多一倍，而且又特别强调英语的运用能力，又加上了情感、态度、学习策略和文化意识等体现人文主义精神的新的理念。最近以来，尤其是这半年来，《中国教育报》上刊登了好几篇份量很重的文章，对以前一些重大问题的提法提出质疑和反思。据我所知，这些文章是有来头的,不是个人行为。因为《中国教育报》是教育部的机关报。最近以来这份报纸上发表的好多重要文章的基调就是：重视“双基”。 原来是把知识和技能的顺序颠倒过来了，先说技能，后说知识。这在全世界都是大笑话！怎么能先说技能，后说知识呢？“双基”是有顺序的，没有知识是不可能有技能的。曾经有段时间是把知识和技能对立起来，认为技能重要，知识不重要；或者有人认为知识重要，技能不重要。其实两者是互为依存的。在英语中知识（knowledge）包括语音、词汇、语法、话题、功能。我们可以把听、说、读、写、译，语言意识，包括文化意识，当作技能。其实知识和技能是不能对立，不能分开的。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甚至包括现在，还有不少人硬要把两者对立起来。我最近还在一份有关课程的杂志上看到一篇文章，还是认为：如果基础打得好，会影响能力的发展。这种观点实在很有意思。最近传来很多信息，大家可以翻阅从去年年底到今年的《中国教育报》，上面整版刊登过不少大块文章，专门谈这个问题。我曾经见了有关的作者。看来现在课程改革已经到了最关键的时刻，因为明年就要全面进入课改了，课标将开始正式实行了。但是在今年春天的大兴会议上，对课标就做了很大的修正。开始纠正以前忽视“双基”的提法了，在以前课标中提的“提倡任务型教学法”一句后面加上个“等”字。这等于说：任务型教学法不是唯一的、最好的教学方法。这几次会议上争论极大。最近这一段《中国教育报》和其它一些报刊对课标的争论意见越来越大，而且非常尖锐。有的专家认为：现在的课改整个方向出现了偏差，大的路子有问题，认为这种改革是一种强行的、非理性化、非哲学化的改革，特别是忽视知识，空谈能力。《中国教育报》上有一篇文章的题目就是：重视能力对，轻视知识错。这样的文章很多，大家可以自己去看，有些事情现在还不宜公开说。但作为一个教育行政领导，一个教研人员，一个教师，不把握全国整个课改的脉搏，就有可能走弯路。因为历史上我们经历过许许多多革命，每天都有改革。文化大革命就是从教育开始的，引发了一场大动乱，使我们倒退了许多年。不要认为改革都是对的，看是什么样的改革。现在课改已经到了最关键时刻，需要我们每个人来思考：中国的外语教学向何处去？如果我们现在不反思一下，修正一下，而是按现在的路子继续走下去的话，就可能出现严重的偏差。因为课标提出的教学目标以及量化要求，与课标的理念和它所倡导的教学方法是正相反的，这些目标和要求是无法用这些理念和方法达到的。两者是南辕北辙的。因为在课标改革前二十年来我们中国的外语教学一直受交际法-Communicative Language Teaching（简称CLT）的巨大影响。其实早在二十多年前，交际法就在全世界，特别是在亚洲国家，被证明是不适用的。而我们恰恰把已被证明不适用的东西二十年前就拣过来用了，使交际法在中国得到复活。二十年以后，交际法的理论和教法在中国已经又一次证明是不适用的，是失败的。现在如果再进一步采用“强交际法”-任务型教学，是不可能成功的！这是和中国的国情、教情、学情，以及整个语言教学，特别是外语教学的规律相违背的。凡事都有规律，违背规律是不行的。任何规则都可以改变，但规律是不能变的。语言教学是有规律的。我们在座的每一个教研员、教师终生的追求就是要探索外语教学的规律。弄清这条规律，我们教学的效率就会提高。最近十几年来我和我的同事们，也包括在座的各位，也和全世界的专家、学者一道，在努力探索外语教学的规律。我虽然是一家报刊社的社长、总编，实际上我每天做的、想的是这方面的研究。最近十年左右，因为我经常出国，几乎每月要出去一次，在国外呆十天左右，参加国际会议。在国内我也是到处跑，看到了好多现象。我也读了好多原版的语言学理论和教法方面的著作，所以我这方面的体会更深刻些。对于中国外语教学的关键问题我一直在思考，一直感到困惑。在九十年代初，我认为是考试的问题，高考指挥棒的问题，全国中考统考在九十年代初刚刚开始。当时主要是高考。当时我是在吉林省通化市一个偏远农村中学教英语，但我可以教出整个吉林省最好的学生来，平均分、最高分、外语专业分都是全省最高的。由于有这段经历，后来我深入读了很多书，视野开阔了。我开始对此进行反思。我当时认为是考试问题。因为我们的考试从那时到现在英语的考试一直很难考查真正的英语能力，或者说很难考查英语的知识、技能和应用英语的能力，包括现在。无论现在的中考试题还是高考试题，都无法真正考查英语最重要的应用能力-说和写。说和写是语言的最重要的输出功能，或者叫使用能力。语言的使用主要是写、读和说。读既是输入技能，又是输出技能。但最难的是写和说，特别是说。到现在为止，我们的中考中考查写的题目的分值不超过20分，一般是10到15分。高考写的分值也不过25分，最多是北京卷的30分，占不到总分的20%。91年我就提出一个新的办法，这个方法已经用在全国中学生英语能力竞赛试题中，就是设计情景，看你怎样表达，实质上是以写考说，考查对oral English，everyday English的掌握程度。这是我们最先发明的题型。但是高考还是没法考。从93年开始，教育部考试中心在高考英语命题中采用了我们这个方法，但做的不到位。到现在为止，写的能力考查的仍然很少，因为这种题型阅卷主观性强，误差太大，信度太差。考查说无法操作。后来我又认为是不是教学法的问题？我就开始研究各种教学法。再后来我又怀疑：是不是教学目的的问题？应该说这些都有问题。97年我在《光明日报》这份我国学术界和理论界最权威的报纸上发表了“基础外语教学目的之我见”这篇文章，我的论点是：我们基础外语教育的目的有偏差。这篇文章发表后就引起了后来全国对基础外语教学目的的几场争论。我认为：中国英语外语教学的目的不是培养交际能力，是培养语言能力，是把英语作为一种语言交流工具来学的，而且各个阶段有不同的目的，不能忽视“双基”，不能空谈“交际能力”。因为“交际能力”这说法在翻译上就有错误，应该翻译成“沟通、交流能力”。我查遍了所有的权威字典，查到最后，communicate或communication也没有“交际”这个意思。在英语中却有communicative competence这一说法，是海姆斯（Hymes）在八十年代提出来的，是对五十年代乔姆斯基提出的“语言能力”（linguistic competence）的修正。但是我们总是把海姆斯提出的communicative competence翻译成“交际能力”。但是不管怎么说，海姆斯communicative competence的说法是更加完善了乔姆斯基的“语言能力”，更加强调语言的使用。这一点是很对的。但是海姆斯的communicative competence的四个特征的第一个特征还是“语言能力”，就是语法能力。语言学习者要具备communicative competence，首先要掌握语法，能够生成合乎语法规则的句子来，其前提还是语言能力。但是我们对此总是误解，总是认为“交际能力”和“交际法”是一回事。培养“交际能力”这一提法在中国的外语界误导了二十年。我这篇文章发表后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在我国一些大报上一直在争论，一直论战到现在。现在基本上已经尘埃落定，证明我的观点是正确的。其实这一观点在国际上也已经证明是对的。我们中国在外语教学理论上的研究比全世界晚了半个世纪。我们的教育甚至比我们的工农业生产还要落后于西方国家，落后于整个世界潮流。我经常出国，参加国际会议，对这一点很清楚。我们现在用的很多理念、方法，都是国际上已经淘汰不用的，是错误的东西，我们还认为是最新、最对的。后来我就给李岚清副总理写了封信，约一万字，提出了十条建议。李岚清副总理于97年6月4号亲笔批示，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他在批示中说：外语是人类获取一切知识的重要工具，我们国家的外语教学费时较多，收效较低，这是事实。有关方面必须认真研究、改进、落实。李岚清副总理的批示和我的十条建议当时的国家教委的领导都看了，各部门也认真研究过。为什么把国家基础教育实验中心外语教研中心放在我们这里，李岚清副总理的批示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98年一次意外的机会我在英国看到一本书，是Peter Strevens所著的New Orientation in Language Teaching,1977年出版的，我看到已经是21年以后了。当时我只花了两英镑就买下来了，因为是旧书，新书的价格不会少于20英镑。买了以后我就爱不释手，好几年都随身带着，有空就读，不知道读了多少遍。现在我已经把这本书译成汉语。他所说的New Orientation是什么？早在二十多年前(76年)他就搞出一个process-语言（实际上是外语）教学的程序来。这里面有12个elements（要素）。书中这12个要素的排列像个人形。中间第四个要素，像人的脖子，是教学类型的选择（the Choice of Teaching/Learning Types）。他说：如果语言教学的类型选择错了，整个教学就全完了！后面的教学法、教材、大纲、学习者、师资培训等，全都完了！整个都会误导。他说的有哪些教学类型呢？在这之前我看了本书，是关于TEFL-Teaching 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是94年出版的。我当时就比较重视外语教学的类型。但这本书里说的不是很系统。Peter Strevens的这本书主要讲教学类型，讲得特别细，特别系统。他说：语言教学类型的选择，就像一个channel，像一个人的neck一样，如果它错了，下面都瘫痪了，就谈不上教学效益了。语言教学总的叫LT，Language Teaching。它是指总的、包括各种各样的语言教学。整个语言教学有它的规律，各种语言教学-汉语、英语、俄语等，都离不开语言教学的基本规律。具体类型有：母语教学-就是teaching a language as a native language ,or first language, or a primary language or mother tongue。这种类型有它自己的规律，有自己的教法。然后是把英语作为二语来教学，比如说像印度、巴基斯坦、马来西亚、新加坡以及非洲的前英国殖民地。这些国家的英语教学是二语教学，和我们有极大的不同。而我们中国和世界上其他一百多个国家的英语教学是外语教学，是TEFL-Teaching 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这两者之间的差别太大了。差别主要在于环境。环境是语言资源最重要的一部分。语言资源第一是环境，其次是教师，然后是学生，第四是教材。外语教学与二语教学之间的差别很多，但归根结底就是语言环境上的差别。汉语属于印藏语系，词汇系统、语法结构和英语很不一样。所以英语就特别难学。我本人学了三十年英语，老实说，八十年代初我第一次接触外国人时我只能听懂百分之二十。后来和英美人接触多了，听懂的也逐渐多了。我主要听BBC的英语-RP English。RP指的是Received Pronunciation，是最标准的英式英语，是受过良好教育的英国人使用的英语，就像汉语中的普通话一样。标准英语有很多。美国英语、加拿大英语、澳大利亚英语等都属标准英语。但我主张：初学者还是多学点英式英语更好，因为英式英语比较规范、严谨。

由于英语和汉语在语音、词汇、语法等几大方面差别太大，所以学起来就特别困难。因此我认为外语教学的类型确定是个最主要的问题。我发现这个问题后就立即跑到北京，找到当时的教育部有关部门的一位领导同志。我告诉他：我现在找到中国外语教学的病根在哪里了。是我们的教学类型有问题了。一旦把外语教学当作二语教学，甚至是母语教学，采用二语教学，甚至是母语教学的方法，以及它们的测试评估方法，就整个全反了！怎么学也学不会。因为你没有语言环境，因为母语的语言、文化对另外一种语言有一种干扰，英语叫interference。同时外语学习中也有迁移（transfer）。迁移有正迁移，负迁移和零迁移（即无迁移）。对迁移的研究往往离不开母语文化和语言。这样你才能学好外语。这位领导听了很高兴，要我们快搞课题研究。所以97年我创立的英语“四位一体”教学法才在全国正式开展实验。我们把这项计划向教育部领导汇报了，得到领导的支持，让我们快点做，现在极需要成果。有人问：什么叫“四位一体”啊？这问题一、两句话说不明白。简单说：她是一种实用、高效的，中国人自己的英语外语教学方法。这种方法操作并不难掌握，但真正理解它的精神实质，操作到位是很难的。但只要掌握她的基本原则，规范操作，是很容易出成绩的。我们《英语辅导报》社的产品都贯穿了“四位一体”教学法的精神。我们有五、六百种产品，为什么大家反映这么好，这么实用？最主要的是因为我们的理念和方法正确。一个优秀的教学法必须科学、实用、有特色。有人说：你这样说，是不是认为别人都错了？你这个教法是不是一种保守的教法？你是不是反对课改？不是这样的。我经常讲：英语“四位一体”教学法主张兼容、包容。她实际上也是学习、借鉴了国内外好多优秀的教学理念和方法，消化、吸收、创新而产生和发展的。我这个教学法的理念和方法是要求大家多学、学好，掌握“双基”，循序渐进的培养语言能力，提高语言素养，所以她不是保守的，不是落后的，而是先进的。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学知识，初中三年，是学一千多个单词语言能力高呢，还是学两千、三千语言能力高？我们现在的问题不是“重知识、轻能力”，而是忽视知识，架空能力。我们对知识的要求不是高了，而是低了。不算小学，我们初中3年（有的地方是四年），高中三年，高考才要求两千来个单词，连一天学一个单词也做不到！能说是要求高了吗？人家国外高中毕业要求达到的词汇量是六千到七千。由于我们的教学类型选错了，教学理念和方法也跟着错了，结果连这样低的知识目标也达不到。如果我们把教学类型选对，坚持英语外语教学的路子，正确处理知识和能力之间的关系，而不是把两者对立起来，割裂开来，使用正确的教学方法，再高的目标我们也能完成。

后来，在2000年我看到乔姆斯基关于“知识能力”（Knowledge Ability或K-ability）的提法。这是最新的说法。在中国谁听说过“知识能力”的提法？他认为：知识是一种能力，而且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能力，是一种稳定的能力。它可以产生其它的能力。其它的能力可以增加，可以减少，可以消失，但是知识能力是稳定的。什么是知识？人类创造的一切财富-经验、文化、科学技术，都是知识。后来我就研究应用语言学和外语教学，读了好多原版的语言学专著，也经常参加国际会议。因为我是国际英语外语教师协会中亚洲唯一一个常务理事。全世界只有十四个人。我是前年十月份在英国通过全世界范围内竞选被选上的。在历史上这个组织是没有中国人的位置的。在IATEFL的管理委员会的十四个委员中我是唯一一个中国代表，在很多事上我有决策权。现在我们中国在国际外语教育界的地位不像以前了。以前你连会员都当不上，别说当常务理事了。现在我每个月要到英国去一次，也到其它国家去。所以我对国际外语教学的情况了解得比较多，对中国的外语教学中的问题看的也比较透。

由于我们外语教学的类型选择出了偏差，好多东西需要慢慢地修正。从99年开始国家决定从小学开始逐步全面开设外语，从三年级开始。但实际上现在很多小学一年级也开，幼儿园也开。社会上还办各种各样的班，大学又增加了两年。现在中国外语教学已经走到了十字路口，我们应该认真思考一下。我们原来是从初中开设外语的。现在我们小学加了四年，大学加了两年，中国人有那么多时间学习外语吗？加了这么多时间就能学好外语吗？我们研究了世界上大约五十多个国家小学开设英语的情况，最近参加国际会议时我也和二十多个国家的代表探讨过这个问题。去年在英国召开的一个国际教材会议上我也征求过与会的其他国家代表们的意见。全世界小学开设外语还处于自发状态，像我们这样作为国策的国家还很少，几乎没有。现在台湾已经决定：不准在幼儿园开设外语。我们现在小学，幼儿园开设外语搞的很“红火”。还有什么“双语教学”！前年七月十三号《中国教育报》上用一整版刊登一些有关双语教学的文章。这些文章目的是给“双语教学”泼冷水。《中国教育报》的一个主任记者采访了我、复旦大学一位教授，还有另外几位专家，后来整理成文。在中国的基础教育阶段搞“双语教育”纯粹是胡闹！没有任何理论依据和实践验证，完全是一种地方自发的行动，而且与功利有关。双语教育本来是一些国家的移民为了融入主流社会的教育、文化，在小学一、二年级搞双语教学。一开始主要使用本民族语言教学，搀杂一些当地主要语言，如英语、法语，然后逐渐加大主要语言的份量，最后完全用主要语言上课，但仍不扔掉母语，采取这样的方式，目的是学习当地的主流语言。而我们中国的主流语言是汉语，怎么能在中国搞英语“双语教学”啊？有人说双语教学是既学好汉语，又学好英语，还学好所教的那门课程，是“三赢”！其实哪样也赢不了！不可能赢！用汉语教这门课程都未必能教好，用英语和汉语搀合着教怎么能教好啊！所谓的双语教学一般都是在社会、自然、音乐、体育等学科。而且所展示的公开课多半是假课，全是表演。我听过四节这样的课。下课我问老师：这课是什么时候上的？她说是一年前已经用汉语上完了，后来又用英语重讲的。上课全是学生们表演。老师不教，学生全会！这样的课还用上吗？所以教育部反对这种做秀的方法。我们一些人为了获得“政绩”，就搞这些东西。有些校长为了招揽学生，也乐此不疲。我虽然反对这些做法，但不反对搞实验。但无论如何不能拿孩子们的宝贵年华闹儿戏！我们完全可以按照外语教学的规律、过程和方法来教好外语嘛！我们中国人学习语言的能力非常强。汉语这么难的语言我们都能学好！我们中国人学外语有多少成功的经验！我们现在这么大面积的开外语，而外语学习效果为什么又这么差？我们通化师院有七千多学生，除了外语专业，其它专业高考英语平均成绩才70多分（高考英语满分是150分）！我们通化师院在吉林省四十多所高等院校中学术排名第四，在全国师范院校中排名也比较靠前，还是不错的，生源也很好,高出全省今年本科分数线30多分,但英语的平均才70来分。这样的成绩能说明我们的外语教学是成功的吗？能说明我们现在使用的理念和方法是对的吗？能说我们的教材和测试是好的吗？实际上高考英语题中选择题占77%。按照猜中四分之一的概率，蒙也能蒙对30-40分，考70多分，只会几十分，那叫会吗？而且高考题是有难度系数的，较容易的题目一般占30%，这其中有不少是白送分给你。这种情况说明：我们大部分英语学习者实际上是失败的。所以中国的外语教学必须要一场彻底的革命！我们要想想我们到底错在哪里。如果继续错下去，就不仅关系到我们的外语教学，关系到我们的教育，而且关系到我们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的问题。我们在外语学习上花费了那么多时间，为什么就学不会？是不是我们在大路子上有问题？为什么别的国家英语同样是外国语，也不是同一个语系，人家就能学好？比如俄罗斯。上次我们到他们远东地区海参崴的一所中学访问，和他们的教师座谈。他们的英语课时很少，初中一周只有四课时，高中只有两课时。但是他们一学年学的东西等于我们三年学的。他们一学年就是一本书，很厚的，就包含几个大话题，词汇量是1333个。这是98年的教材。我又看了他们91年的教材，我一查词汇量，仍然是1333个。这说明他们的国家对教学有个必须达到的量化的标准。虽然他们将近十年的两本教材内容有所变化，但所要求的单词量是一样的。而我们初中三年，到毕业，才要求掌握1000多个单词。现在我们课标要求掌握的词汇量多了，初中毕业要求1300-1500个单词，高中毕业要求3600-4000个单词，但这仅仅是说法而已！而所提出的理念、方法与实现这一目标的要求根本相反，根本达不到这个目标。原来就无法达到，现在用这些理念和方法更达不到了。因为现在采用的方法是母语教学或二语教学的方法，根本不适合我们的外语教学。看看我们现在用的教材和所采用的教法！小学的教材仓促上马。我是支持小学开设外语的。提高我国的外语水平也要和我们抓足球一样，如果没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只靠少数人，也是上不去的。我们的乒乓球为什么世界领先？就因为它是“国球”，全民都在打。外语水平是国民素质的一部分。外语学习的失败率特别高。据国际语言学界著名的二语习得论的专家Rod Ellis讲，二语学习的失败率（即“石化”-fossilization）达到95%。这是讲二语习得。如果是外语学习，失败率肯定更高。你们想想你们教的学生中有多少是成功的？即便我们外语老师自己也未必成功。为什么会这样呢？难道我们不应该在外语政策、外语管理、外语教学的一些基本理念等方面找找病根吗？现在小学全面开设外语。中国小学有一亿三千多万学生，有四十六万所学校，现在城市小学开外语的已经有70%以上，农村占30%以上。而且逐年在增加。最近和一些领导谈到这事，他们感到非常为难。在国外，像英国这样的教育比较发达的国家，他们的Modern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在小学开的不到20%。他们国家的政策要求在初中开，美国、俄罗斯和其它欧洲国家也是这样。最近英国已经有意向从今年下半年开始，初中不准备开外语了，准备从14岁上高中时开始开。现在全世界关于外语教学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开得越早，学的时间越长，效果越好；另一种主张集中，到适当时间开设，强化学习，不要开得太早。英国是接受后一种理念的，在高中三年达到一、两门外语过关。当然英国人学法语、德语比较容易学，因为和英语属于同一语系。他们七十年代曾经在上百所学校搞过实验，结果是失败的，最后决定不在小学开设外语。理由是：在小学学过外语的学生，到了中学很多人衔接不上。第二个理由是：造成过早的两极分化。小学生容易对外语产生兴趣，但也容易因为挫折而失去兴趣，以后再激发兴趣就更难了。第三个理由是：即使坚持学下来的学生，也就是在语音上好些，知道的词多点，在阅读、写作等其它技能上并不见得好，即便好些，到一定时间就和原来没学的学生拉平了，甚至不如从头学起的学生。由于师资问题，加上测试也不太搞，小学学的好多东西，语音、学习习惯等，到了中学都要纠正，反而不如不学。我最近看了美国98年的外语课程标准，是5个C。一个是Communication：交流。一个是Culture：文化。一个是Connections：衔接。一个是Comparison：比较，还有一个是Community：社区。他们认为学习外语一定要促进本民族语言的学习，促进对国外文化和本民族文化的掌握，不要否定、排斥本民族的语言。在谈到教学方法的时候，它首先把传统的方法放在第一位，即bottom-up，deductive（演绎）的方法，就是先讲规则，后举例子；先明确规则，再做练习，这样比较省力。然后第二种方法是top-down，就是归纳的方法。这种方法是先给例子，提供足够的语言材料，让你学习、思考，观察，然后归纳出语言规则来。但不管采用哪种方法，规则一定要学。我们现在的外语教学已经到了连语音也不要教，语法也要淡化，词汇也不必记忆的程度了。我们把外语当成母语来教了。即使是母语教学也要讲规则啊！我们汉语教学也要教语言规则啊，也要有识字教学，也要教汉语拼音啊！怎么能不教规则啊！语言本身就是有规则的。去掉这些东西语言就不用学了！否定学习语言规则就等于从根本上否定了语言教学。我们现在有些教学法和理念是极端错误的，危害极大的，将会引起不可收拾的后果！希望各位老师深思。当然我们每个人教学都有自己的环境，每一个老师、每一个学生的学习方式都有差异。但是基本理念、规律是不能违背的。现在国际语言学界提倡的是学习的能力（learn abilities），老师的责任主要是教给学生如何去学习，采用什么方法多、快、好、省地学习。或者说培养学生掌握正确的学习策略（learning strategies）。学习策略有好多种。不同的学习者，不同的性别，不同的年龄和学习阶段，不同的学习内容和目标所使用的学习策略也不同。现在国外有篇文章介绍了这样的研究成果：女孩子学习语言比男孩子快。这是由女孩子的生理、心理特点决定的。语言学习能力也有好多种。但是最基本的、每个学习者必须具备的学能（aptitude）包括：一. 语音识别能力（phonemic coding ability）。就是说语音要掌握好，懂得读音规则，看到单词能读出音来，看到句子能根据意群、句子重音，会用升降调，能准确、流利地读出来。二.要有grammatical sensitivity，就是对语法特征、语法规则的敏感性。无论是听、说、读、写，都要能敏感地抓住目的语的语法特征，尽量符合目的语的语法规则，在语言交流中做到语言规范、地道。三. 归纳学习能力（inductive learning ability）。是学生从接触到的各种语言现象当中总结得出规律的能力，是一种主动感应学习能力。四. 机械学习能力（rote learning ability），或者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死记硬背能力。背诵是语言学习中的一种有效的学习方法，是通过“运动记忆”（kinetic memory），反复重复，形成长期记忆（long-term memory），这种记忆甚至可以终生不忘，使用时能脱口而出。这种背、记能力是符合心理语言学的，是被国际语言学界肯定的。强调背诵是我们中国教育的优良传统之一，但是我们现在把它扔掉了，斥之以“死记硬背”，认为它违反素质教育精神，不利于学生生动活泼地学习。死记硬背是不能一概反对的。特别是初学者，你只学了几十个词，十来句话，不可能马上找到规律，掌握规则。不死记硬背怎么办？先背下来，记住了，慢慢找规律嘛。学习语言就要“死记活用”，“死”去“活”来。要结合语篇、语境，多记、多背些完整的、典型性的“词块”(chunks，指词组、短语、搭配)和句子。这是现在国际上最流行的一种教法Lexical Approach所倡导的做法。特别是面对我们现在的各种“新”教材，内容繁杂，教学步骤烦琐，再加上课堂上过分强调活动、表演，课堂上热热闹闹，下课后学生脑中空空！教师必须抓住那些体现词语用法、语法规则或交流功能用语的句子或段落，包括语篇，让学生背准、背熟，做到脱口而出，然后引导他们观察、分析，归纳、总结规则，再进一步替换、生成。这样才能扎扎实实地学好语言知识，循序渐进地培养语言能力，并在教学过程中开发学生的智力，提高他们的自主学习能力。否则一切教学活动都会落空。连考试这一关都过不了，还谈什么素质教育！

具有讽刺意义，也令人难以理解的是：我们现在那些时髦的教育理念和教法所否定的，恰恰是我们传统教育中很宝贵的，值得继承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又恰恰正是国际语言学界现在肯定、推广的东西。而我们有些人从国外搜罗、克隆过来的，有很多是被人家否定、抛弃的东西，我们却把它当宝贝拣来，强行推广！比如交际法和“任务型教学法”。当代著名语言学家Michael Swan早在两年前与英语教师的一次interview中就指出：这种教法在像我们中国这样的国家里是非常不适宜的（他的原话是：purely 'task-based' or 'communicative' approach can be seriously inappropriate for foreign-language teaching in situations where learners have ,say, 3 hours a week, 35 or 40 weeks a year）。而我们却拣起来，并强行把它写进课标中，当成唯一值得提倡的教法。这是我们中国外语教学中的一大悲哀！每一个真正有爱国之心的外语教育工作者都要清醒地认识到：外语教育关系到国家主权问题。那些一直在敌视中国的人，那些把英语教育当成推广他们的文化、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人，是不可能把学习英语的最好的方法毫无保留地传授给我们的！英语教育已经成为这些国家利润丰厚的产业，他们是不会愚蠢到自断财路的地步的！因此，遵循外语教学的规律，探索一条符合中国国情、教情、学情的英语外语教学路子绝对不是件小事，不是教学流派之间的理论和提法的争执，而是涉及到我们国家的尊严，我们国家的兴旺发达的重大原则问题。我本人二十多年来为中国的外语教育教学大声疾呼，投入我全部的时间和精力，绝对不是为了自己争个什么名分，获取什么利益，而是要在基础外语教育中维护我们国家的主权，走我们自己的道路，并且在国际外语教学领域为我们中国人争得一席之地。，我们《英语辅导报》社，以及我们国家基础教育实验中心外语教研中心所做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这样一个目的。

当前我国的基础外语教育已经发展到一个关键时刻。在这种形势下，由我本人研创的，经过全国好多英语教育专家、学者和广大教科研人员和一线教师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的英语“四位一体”教学法更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将发挥越来越重大的拨乱反正作用。我们实验、研究、推广英语“四位一体”教学法的根本目的就是坚持中国英语外语教学的道路，扎扎实实地打好“双基”，循序渐进地培养和提高学生可持续性的学习和运用英语的能力，为提高中华民族的素质做些实实在在的事。我衷心希望各级教育主管部门的领导关注、支持我们的事业，热烈欢迎广大教学科研人员和教师投入我们的实验研究之中，为彻底改变我国外语教学“耗时较多，收效较低”的局面，为我国外语教学的兴旺发达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谢谢大家！